抗美叔是村里第一号邋遢大王。他的名字虽然与抗美援朝联系在一起，但我无论如何也难从他身上找出一点军人的影子。
印象中，他一生没刷过牙，衣衫单薄，脖子炭黑，冬天也常打赤脚，有一双荆棘难穿的铁脚板。有一年下雪天，他打赤脚上山砍柴，母亲问他：“你那脚是熊爪子么？这样经得冷。”
抗美叔说：“这算得了冷？那些年在朝鲜，雪花子比这里厚十倍，部队吹冲锋号，我们光起脚照样冲锋。”
我好奇地问：“冲锋搞哪样？”
他说：“打美国鬼子呢。”
“那打到了没有？”
“没打得到，看到我们光脚冲过去，他们吓得哇哇叫。”
“干嘛要吓得哇哇叫？”
“以为我们是神仙。”
我十分向往并惋惜，说：“要是我也早点出生去朝鲜，那才好耍呢。”
“打仗不好耍，要死人的，一点都不好耍。”
“那你打死过人吗？”
面对我的追问，抗美叔骤然收起了笑容，兀自踩着冰雪上山去。我十分疑惑。村里好些人同样问过他这样的问题，他好像对此讳莫如深，最后大家都相信某人的总结：“你看他那个熊样子，像杀过人的样子吗？应该是当火头军的。”火头军就是做饭送饭的。那时我少不更事，也不知道抗美援朝的事，而抗美叔也是惟一一次向我们提起他的军旅生涯。他这人活得沉闷，闷得像一块木头。
抗美叔未老先衰，长相里没有一点男人气质，眼眶里断不了眼屎粑粑，见风就流泪，加之经常包裹着一块肮脏的黑头帕，活脱脱一个老太婆。不过他有一件宝贝——黄呢子军大衣，是特别高级的那种，也特别新，上面还挂着一个勋章，每年只拿出来穿一次，依旧光着脚，想来那天应该是个纪念性的日子。即便看他穿着威风的军大衣，你也很难把他的过去跟志愿军同志的威武形象联系在一起。有个古董贩子看上了他的军大衣和勋章，出了大价钱，他不肯卖。
抗美叔活得很苦，因为抗美娘早早地离去，留给他六个子女独自一人承担。抗美娘是自己吊颈死的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是十分勤劳和疼爱子女的，为何舍得下子女们独自离去呢？大人们说是中邪了，在枫林崖一个洞子里撞了鬼，回家后头疼不止，说有人在天国召唤她。抗美叔姓陈，家住另外一匹山，属另外一个生产队。抗美娘死了，我们一家人去帮他打理了三天，她的后家族人质问抗美叔是不是对老婆怎么了，抗美叔依旧闷声不响，眼眶里依旧是眼屎粑粑，依旧是见风流泪，看不出他是否悲伤。抗美叔有个好脾气，从不跟人争论，谁也不会相信他虐待老婆，后家人出了一通气，也便罢了。
抗美叔闷声不响地拉扯着五男一女长大，子女们互相扯皮他不言，子女们一个个弃学出门打工他不阻拦，到底去哪里打工了他也说不清。政府给老军人们的补贴发放了多年，他未收到一文，听说是被乡里武装部长给吞了，他也没去查实。后来武装部长倒不好意思地找上门了，要他去领补贴，末了说：“你的大衣不错，借给我穿一阵子好不好？”他不回答，就是不答应。
印象中，抗美叔也有过天真外向的时候。那一回，周家人挑粮去妻舅家送贺礼，请了一个三人的锣鼓队，敲铜锣和打铜钹的是个生手，锣鼓敲得不成调，抗美叔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气冲冲地将二人的乐器抢过手，不但一个人敲打得有板有眼，还故意将铜钹抛的老高，做出一个个脱手打击的杂技动作，身手灵活得判若两人，把大家都看呆了。
抗美叔边打边唱开了：
十七八岁不唱歌，
二十四五娃娃多。
背一个来抱一个，
哪有心思唱山歌。
太阳出来绿洋洋，
唱着山歌去搭梁。
唱歌想着干妹子，
夜夜等着入洞房。
他的嗓音尖细高亢，像阿宝他爹，他边走边唱，边唱边敲，过了一山又一山，直唱到日头当午。
太阳大了难做活，
月亮大了难睡着。
一眼看到窗子眼，
看到看到月亮落。
吃了少午得半天，
过了六月得半年。
人到三十得半老，
再不风流枉为人……
抗美叔一路忘情地唱到主家去，忘情得裤带都唱松了，关键时刻裤子掉到腿跟上，他连忙边唱边提裤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演出了一出大喜剧，那滑稽样把主家亲朋老少都笑翻了。
这事被当着大笑话传出去很远，人们都议论说原来抗美叔还有边打边唱边捞裤子的好本事，是根人才。后来又有人上门请他充当乐手去贺喜，抗美叔偶尔会应承一回，就是再也不见他开声唱，或许是他一家人的事太忙，六个子女的生计问题压迫得他失去了唱歌的雅兴。一个失去女人的家庭活得实在很凄惶，更要命的是他缺少算计与收拾。
我毕业工作后，再也没见到抗美叔，十年前一次回乡才知道他去世了，当时听说他是疼肚子死的，直到最近才知道他也是自杀的。大概情况是：子女们一个个离他而去，长年在外打工，一人独居的他很少生火煮饭，习惯于用冷酸菜泡饭吃，不幸得了直肠癌；子女们将他送去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，不见好转，院方建议转去遵义专科医院手术治疗，虽说老军人可以报销大部分医疗费，但家里哪里还有钱去大医院？抗美叔也坚持要回家，回家后不到十天，他吞服了敌敌畏。
服药自杀在我们村里并不是稀奇，但当我听说了他临终时刻服药的细节，我的心被一种巨大的震撼攫住了——
那些天，他不吃不喝还好，关键是还不能拉，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肚子鼓胀得骇人，连连呼叫：“遭不住了，去请坎下二狗哥来，快点。”
二狗哥来了，他是个杀猪匠，抗美叔哀求他说：“二狗，行行好，把你的杀猪刀拿来，把我肚子剖了，二辈子我还你的恩。”
二狗当然不答应，他又叫：“拿药来，我要吃药，求你们，娃儿些，不怪你们……老祖公些，快拿药来……疼上半天云了。”
子女们自然不答应。见哀求无效，一辈子未骂过人的抗美叔狂暴地咒骂开了：“杂种儿些，不听话，今后断子绝孙……你们是在害我……不得好死……”
子女们眼泪汪汪地挨骂，骂得心理防线也快崩溃了，小儿子提出依了他算了，但兄长们不答应。这样，抗美叔从天亮咒骂到天黑，从晚上咒骂到半夜，直骂得子女们的道德伦理底线也彻底崩溃了，于是，小儿子起身去拿药，其他兄长一起跪在床前……
临走，抗美叔祝福子女们：“娃儿些，你们今后样样都好哈，不要像我这样哈……我去了。”
大儿子问：“爹，你还有话要说不？”
抗美叔又哀哀地说：“这是报应……我认了……我杀了人……那个美国大兵，被俘虏的，本来不该死……我杀了他……今后不要作恶，你们……”
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的抗美叔竟得了这样的报应。为了党国去杀死一个美国鬼子，何罪之有？他的子女们想不通，一村人都想不通，可抗美叔为何认了这个报应？
抗美叔去了，还带去了那件威风凛凛的军大衣，足以抵御阴间的寒冷了，而那个用青春热血换来的纪念勋章，留给了子女们，后来听说卖给了江湖贩子，卖了五十元人民币。
饥饿细节
入夜了，老屋火坑里的点点炭火忽明忽暗，照着母亲苍老的面孔。就着这一点点温暖，我再一次听母亲摆起了五九年的故事。
五九年，在我的山村是一个苦难的代名词，它并不遥远，然而那些苦难的往事听着好像天方夜谭。
想起五九年，可怜又可怜；
上顿悬朗壳，下顿芭蕉根；
一碗冷酸菜，可卖五毛钱；
肥人不赶场，猪毛都不见；
大人死在床铺上，细娃死在床面前。
现在网上有些无知的年轻人质疑大饥荒年代的事，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他们，这首流传在我们村里的民谣，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见证。从五九年下半年十月大食堂解散后，全村五十八天内颗粒无粮，没有全村死绝已算奇迹了，不信，让那些无知的网友或毛左去做个饥饿实验。
据母亲说，断粮期间，村里的树皮、树根、、猪牛草都成了粮食，山里那种叫悬朗壳的树皮被剥得光溜溜的，芭蕉根和那种叫疙篼粑的树根被挖得光光的，田坎上的鹅群草、菊根、蒿草被挖得连根不剩，谷草、谷糠也吃完了。这么些粗糙的食物如何能吃呢？就是先用石碓子打碎，置于锅中炕干成粉末，再加水煮成粥，才得以下咽。还有一种白鳝泥，老辈人们称观音土，不少人也挖来吃，吃下去拉不出，有人活活憋死。
大部分人都患了浮肿病，严重的时候皮肤透明发亮，一按一个窝，这是营养不良所致，乡医采取一种叫“坐蒸笼”的土办法来医治，就与现在的蒸桑拿一样。那时没有这个条件，病人脱光衣服坐在一个大蒸笼中，下面是热气腾腾的铁锅，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去湿气，并不能带来根本好转，于是村里就接二连三地死人了。先死老人、妇女，接着死青壮年，最后是小孩——往往是老人和妇女们把有限的营养让给了青壮年，而青壮年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宁愿饿死自己也要保住小孩。
据统计，这期间我们全村饿死人口过半，其中周家寨上、下二寨两个村民组公死亡238多口，活下的只142多口，且活着的大多是小孩，有两个人家绝户。全县死于饥饿的人口也接近半数，据说邻县的印江比我县还严重。
经多方了解我得知，害死人的虚报浮夸，在县里这一层并不是后来很多报道中所说的“瞒上”——一级瞒一级，而是“欺下”——一级压一级。
最先是大跃进，我们村里到处插红旗，有开不完的会，即便是锣鼓喧天地搞生产，人们也没几个真出力，庄稼种的不好，收获季节眼看着粮食烂在地里了，人们却在开会表决心。人民公社成立了，县一级或许出于压力向地一级做了虚报浮夸，就把任务压到公社一级，公社一级又被迫压到大队一级。公社召集我们几个大队长报产量，大队长们报的数不达标，怎么办？刑罚伺候——跪玻璃，坐观音坛子，套鼎罐。我们大队的曾大队长虽然是个积极分子，但头脑还算清醒，最终也受不了这三招，于是你报一万我报两万，后来报到20万斤粮食，红旗还被其他大队夺走了。虚报了，地一级来检查，自然要弄几个假谷仓来应付，最后粮食超标交出去了，人们欺骗老天，老天反过来欺骗人的肚子。
人口饿死过半了，地委派出的调查组来到我们公社，公社通知每个大队长带三斤口粮去开会，竟没有一个大队长能够拿出三斤粮食，曾大队长家里三个儿女饿死了，老婆外出逃荒了，他本人也饿死在去开会的路上。如果说是下面瞒上，曾大队长就实在死得冤枉。我们县后来为此还枪毙了两个公社书记和几个大队长，但基层的人们看得清，实在该死的是县级以上的官员们。
我们家那时能够度过难关，全靠了父亲的手艺。那时四处死人，父亲就四处去给人家打棺材，也只能以简单的木盒代替，做一个棺材可赚来两块钱，当然是在境况稍好的地方才能够赚到，有了钱就到处打听哪里有粮食卖。父亲的足迹走遍了全区，用买来的少许口粮保住了我们一家人的命。我有个哥哥在这期间害病夭折，三哥那时刚出生，他的小名叫疙蔸粑，就是主要还是靠吃树根度过来的。刚生下三哥那天夜里，母亲实在饿得不行，独自摸到后山老屋基采摘了一碗青海椒，生吃下充饥，从此落下严重的胃病。第二年春天，她背着三哥去20里开外全县最繁华的塘头街赶场，很多人围过来，惊奇地大叫：“大家赶快来看呀，这里还有个奶娃娃——”这便是说，荒年里存活下一个婴儿，在全县范围内都成了一个传奇！
爷爷奶奶饿死了，他的子女们大部分却存活下来，我一直有个悬在心里的疑团未解开：如此，父辈们的孝道哪去了？
带着这个疑问，我先后试探了父母亲和七叔、大姑母，他们的回答含糊其辞，大意都是：人到了那步田地，都是“各顾各”了。
可见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，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人们想到的首先是自己，孔夫子的那套理论在这个时候不管用。也许我们都要真到了那步田地，才会明白什么孝道与伦理，都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，更不能作为谴责儿孙的借口。何况，还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，这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是新鲜事。
自五九年下半年开始，我们三道水全乡“肥人不赶场，猪毛都不见”——肥人为何不赶场？因为怕人家盯住自己身上的肉！自家的猪被杀光了，集体的牛被偷吃光了，不但三年见不到猪毛，还见不到狗毛羊毛鸡毛鹅毛，直到六二年下半年，乡里才陆续从外地购进一批牲畜。
关于大饥荒的历史，官方的记载强调的是自然灾害，对人祸的因素轻描淡写，我也没有勇气向大家描述一村人的惨状，这里只向大家展示几个小小的片段——
片段一：
下寨王大奎原本有一个九口之家，老的、大的先后饿死了七口，王永奎夫妇和他们的母亲三人死在床上，四个儿子饿得没了爬不上床的力气，先后死在床脚边，最后只剩下小儿子奎四和他的姐姐春花。村里能够走得动的棒劳力没几个了，家里的七个死人一直未得到掩埋，姐弟俩也没力气哭不出声了，就守在家门口盼着来人。而父亲死时告诉他们，说东厢房苕坑里还有几个红苕，是留着救命的。
这天，姐弟两人爬到东厢房里的苕坑口，用柴火照着往坑里细看，发现坑角里还真的躺着几个红苕。两人剩下的力气已经不多了，弟弟要下去拣，姐姐不让，她自己抢先下去，是顺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棒滑下去的，果然捡到了四个红苕。坑较深，她耗尽了力气，再也没法爬上来了。她本可以吃掉红苕补充能量之后再爬上来，可她没有这样做，而是把红苕扔出了洞口，给了弟弟，自己再也没出来。
这四个红苕让弟弟多撑了三天，救灾的工作组来了，弟弟得救了，可姐姐饿死在苕坑中。
那一年，春花姐姐才七岁。
片段二：
郑三夫妇感情笃厚，在集体食堂解散后，家里原先还藏有少许粮食没被搜出来，可金贵了。夫妇俩为保住三个小孩的命，以野菜树皮果腹，舍不得吃一口大米粥，都先后得了浮肿病。郑三娘把稀饭端到丈夫的病榻前，丈夫不肯吃，最先饿死了。郑三娘命长，一直熬到丈夫“满七”那天。虽然她已经快不行了，但她还是坚持去给丈夫“烧七”。
临出门前她给子女们煮了一锅稀饭，告诉他们如果自己去坡上回不来了，就将剩下的粮食每天匀一点煮稀饭吃。天黑之时，她拿着香纸硬撑着病歪歪的身子出门，走到半路实在走不动了，就一寸寸朝后山丈夫的坟地爬去，再也没回来。第二天，刚满五岁的大儿子在父亲的坟头找到了死去的母亲，却没法将她下葬，只砍了些树枝把母亲埋起来。等情况好起来了，堂叔们去后山准备将她安埋，却不见了她的尸身。不知是被野狗拖走了，还是被人吃了。
片段三：
大饥荒给母亲的直系亲属打击很惨重，外公外婆、四个舅舅、十多个表哥表姐、两个姨伯先后饿死，存活下来的只有一小半。外婆亲自将三个接近成年的孙子背上坡草草安埋，回家后便倒床不起了，死时有个幼小的表姐依偎在外婆的尸身上哀叫：“我要吃鹅群草，我要吃鹅群草……”
五舅是母亲的后家人中最先饿死的，且死在外地，说起他的死，母亲最愧疚。
那一夜，我们家人都睡下了，五舅舅在我们家门外轻声叫：“满姐，满姐，开门哟。”母亲起身开门，见四舅舅手里拿着一把豌豆苗，明显是冒着被枪打的危险从公家地里偷来的。母亲给他生了火，他便将豌豆苗在火上烧着吃。看着他全身浮肿和吞食豌豆苗的可怜样，母亲的心里很矛盾：要不要将家里仅有的一碗米匀给他一口？
最后，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，临别时五舅舅说：“满姐，我走了，等我哪天好了，再来看你们哈。”五舅舅离去后，母亲一夜没睡着，而五舅舅就是在当晚死于去偷牛的路上。每次回忆起这事，母亲都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怪不得我这个当姐姐的狠心啊，没办法啊，要怪就怪老天。”
是的，在母亲心里的天平上，一边是行将就木的亲弟弟，一边是饥肠辘辘的四个子女，孰轻孰重，任何一个母亲都会衡量清楚的，要不就难以保住子女们的命了。而当初做出这种理智的选择，使母亲的心灵一辈子所受的煎熬，也是无法估量的。
片段四：
刘允宽是我们村里的医生，祖上行医多年，积累了一些家财，被定为小地主的成分。这个小地主的心其实特别慈善，那些天他自己也饿成了浮肿病，还坚持走村串寨给乡亲们看病治病。乡亲们大都拿不出钱米回报他了，他自己的病也越来越严重。这天，他挣扎着来到我们上寨的钩子公家，给钩子公医病。
钩子公发烧两日昏迷不醒，刘允宽施行针灸疗法，让病人起死回生。刘允宽虽然大字不识，但他的针灸确实了得，在他手下有过多次神奇的经历。钩子公服下了他的中药，感觉神清气爽了，让钩子婆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碗大米煮了稀饭招待他。刘允宽吃了两口便放下，说：“我也不行了，再吃也是个死，还是留给你们吃吧……你会写字，我有几个中药单子，你给我记下来，在村里传下去。”
钩子公记下了几个刘氏祖传的中药单子，大概是治疗霍乱等传染病方面的方子，可以说是刘家多代人智慧的结晶。记下之后，又让钩子公念了一遍，确认无误后，他昏迷过去了。当晚，他死在了钩子公家里。钩子公爬了两匹山去他家里报丧，却见他家里一对母子也走不动了，只好将他暂时掩埋在自家地里，直到半年后才将他的坟迁回去。刘允宽死了，刘氏祖传中药单子在我们寨子里保存下来，只是这些年也没再没用上。
片段五：
村里杨家寨杨拐子在大锅饭时期是个铁杆积极分子，加入搜粮队，成天跟着大队干部去搜粮。马上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，各尽所需，全家老少都到集体食堂里去吃，粮食全部上缴，老实人家都把家底交得颗粒不存了，但偷奸耍滑的人家也不少，大队就成立了搜粮队，队员都是些杀得羊子剐得狗——所谓六亲不认的人，对搜出私藏粮食的人敢于残酷，村中有个姚婆婆就是因此被当场打死的。杨拐子是搜粮队的骨干，他的卧底工作做得很细，带头将家族中的粮食搜得精光，还搜走了偷藏的铁锅，以防他们开小灶。为此，他的二叔当众跟他干了一仗，诅咒他说：“拐子，祖宗在天上看着你，我怕你今后不得好死哟。”
此言果然应验了。集体食堂解散后，杨家寨的人最先得了浮肿病，杨拐子也未能幸免。此时正值豌豆花开，饿急了的人们都把心思瞄准了地里的豌豆苗，村中能够走动的活口都是因搜粮队干活不彻底而留有私粮的，大队部便组织他们成立了“看青队”，夜夜持枪轮流守护。而地里的豌豆苗还是越来越少，说明偷青者并未收手，守护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偷青。杨拐子也加入了偷青者的行列，可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正好撞在了枪口上。开枪者是他的远房兄弟杨天皇，一个刚学会打枪的小伙子，在三百米开外一枪毙命。上级规定，对偷青者可当场击毙，那个年代没人追究你，于是，杨拐子死了便死了。
追溯起来，杨天皇家当初将一罐米藏在粪坑里，也被杨拐子挖掘出来了，一家人最后就饿的只剩下他一个独苗。大家知道他对杨拐子实在寒心，但还是故意问他：“你打枪时晓得是你拐子哥么？”杨天皇敷衍着答：“不晓得，黑摸摸的看不见，乱放了一个空枪。”人们不信，因为杨拐子走路一拐一拐的，不会分不清，再说乱放空枪也一发命中，你当你是战斗英雄扬子荣？
片段六：
如果不是七叔偶然提起，我就无从得知我们后山里曾经有过一个叫丑毛的人。丑毛其实不丑，脑子很灵光，圆圆的脑袋，结实的身子，爱笑，是七叔童年最好的玩伴，才六岁就学会了抓蛇。七叔回忆说：“那个手脚才麻利啊，比猫爪子还快，有次他捉住了一条膀子粗的老乌梢，被缠住了，我在旁边看，吓得儿魂都丢了！”
就这个如此野性的小生命，最终也没有逃脱饥饿的厄运，还死得很蹊跷。饥饿来临时，山上的蛇虫蚂蚁都好像也饿的快绝种似的，丑毛的抓蛇技艺也难以发挥，一家六口死得就剩下娘儿俩，他那张可爱的小圆脸也瘦削下来了。一天，他与七叔相约一起上山去碰碰运气，七叔依约去他家门前叫他，却不见人应，屋里传出奇异的肉香味，七叔便贴近门缝往里看，见他的母亲正在灶膛前烧火煮东西。过了好久，他的母亲蓬头垢面地出来，眼睛血红血红的，凶狠盯着七叔看，赶他走，那样子比乌梢蛇还吓人。七叔感到不妙，撒开腿子跑了。
丑毛从此消失了，七叔感到蹊跷。有一天躲到他家屋后的森林里去探听动静，在一个树兜旁边见着一堆头发，细看还粘连着头皮，头发的下面隐藏着一个铜项圈，他认得这是丑毛的。
那一年丑毛七岁半。丑毛娘叫欧太英，她第二年嫁到了十二山梁子，至今仍健在。
片断七：
饥荒中集体的牛在半年之内被“偷”光了，这里所谓的偷，大多是偷杀了自家养的牛，产权属于集体，也算是偷。不知道全村到底出了多少这样的偷牛贼，我估计活下来的人大都与偷牛事件有关，因为我父亲与大伯据说也共同搭伙干过这个活，这一秘密被他们带进了坟墓，母亲也只字未提，我是刚从七叔的口中得知。但他们不是贼，因为只有被抓住的倒霉蛋才算贼，而且往往都没能活下来，一部分被拉到公社秘密处决，一部分执行劳改，我的二舅就被当场勒死，还有两个本家堂叔也因偷牛被遣送羊恩坝河堤工程做苦力，劳改而死。
偷牛事件影响最大的是梅雨坡吴家父子，父亲吴大成，儿子吴巴三。一个雪夜，父亲带着七岁的儿子摸到后山寨子里，偷了一头半大的水牛，拉到枞树林中宰杀。民兵连长王朝兴接报后跟着雪地上的牛脚印一路寻来，见吴家父子正在那里烤肉吃，嘴里还冒着血泡。民兵连长可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人，他二话没说，抬手一枪把吴大成放到，接着手起刀落，把七岁的小孩砍倒，滚落坡下。吴大成弃尸山野，儿子却大难不死，活了下来。
吴大成身材健硕，第二天他全身的肉被人割走了，据说至少有五个人闻讯赶去割肉的，最后赶去的掏光了他的五脏。当年大难不死的小孩如今已抱了孙子，生活还算幸福，是个干活勤劳、待人谦和、极有爱心的人。杀人者王朝兴在我看来也是个很普通的山野老汉，有些驼背，说话也上气不接下气，甚至有些哮喘，一点也看不出他当年的煞气，就放下不提了。
——（本文节选至作者《野生代》一书）
田夫：原名田儒刚，小说家，网名“野生老爸”，代表着作有长篇小说《喉舌》，随笔集《感受广东》、《野生代》。1980年代开始乡土文学创作，在《民族文学》、《山花》、《花溪》等刊物发表小说、散文多篇，文风犀利、文笔幽默，倡导“野生思想，血性人格”。
编辑：lmz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