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车站没等到安子，只好一个人去找老万，这也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。老万把我安置在翠湖边一间烂平房里，据说这是他女朋友家的房子，后来我才知道不是，这房子其实是他弟弟的女朋友家的，省略掉弟弟就成了两码事。我不知道老万这么说是为了图省事，还是为了让我踏实，反正等一切都弄清楚就有些晚了。
但当时并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挨着翠湖，可以说跨过一条马路，甚至我翻个身就可以掉进去。我到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，我和老万在一家小馆子里喝了点酒，叙了叙旧，时间就很晚了。到了那间小破屋，不光外面漆黑一团，就是屋子里也伸手不见五指，一拉灯绳，竟然没电！照明的是床头一棵有小孩手臂粗细的红蜡烛，老万说是他弟弟从庙里扛来的。人在异乡就有这点好处，老万还打算替房子客气，我却觉得没比这更好的了，当时我一定处在某种不可靠的错觉中，只是我不清楚这是酒精，还是那只红蜡烛带来的——在我眼里这间冒着红光的屋子肯定透着某种风花雪月的味道，它就像一间新房那样暧昧，我很高兴老万把它借给我。我问老万，翠湖呢，我的头两场恋爱可都是在翠湖边绕出来的……
老万说，明天吧，现在醉成这样，明天早上起来就看见了……
我不记得老万是什么时候走的，还有那只巨型的蜡烛怎么处理的，我都没印象。一定是他临走前吹灭的。老万说，你别一高兴，泡到翠湖里了……他应当更担心我高兴过头，把他的破房子烧了。
第二天，我几乎在一堆垃圾中间醒过来。一时间，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？被人打劫了？我老婆呢，儿子呢？
屋子里除了我睡的那张床，就是床头用来替代床头柜的一只竖立的木箱，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。主要是脏，很难说要多久不打扫才能堆积出这么多垃圾，地上的烟头、瓜子壳、纸片，夹杂着灰尘和痰迹，像页岩摞在一起。我盖的那床被褥竟然是破的，露着里面发黑的棉絮。万幸的是，我睡的时候没有灯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恶心，我真怀疑自己在这种床上过了一夜。还有，就在我头顶上，顶棚已经烂了个大洞。昨天晚上好像没有刮风，我记得昆明的春天总是要刮几场大风的，那样的话我不是让被子臭死，也该让顶棚上落下的灰尘呛死。
我赶紧爬起来，再想起老万就有些抱怨，这家伙把我丢在了这儿，自己却跑了，他当然睡在某个干净的地方，却拿出这么个破烂对付我。当真人情薄如纸，我们大学四年在一间宿舍同吃同住，像亲兄弟一样，结果还不是把我丢在这么个鬼地方？
我走到门边，发现门是从里面勾上的，当然，站在外面从窗口也可以办到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翠湖了，隔着一条马路，我说过是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马路，过去就是翠湖的石围栏。那天是个大晴天，应该还是上午，太阳还不算大，天那么蓝——是那种真正的宝石蓝，只有昆明或者更高的地方才会有这种蓝色。仿佛整个天空都在溶化，慢慢地溶化，我还看到，远远的湖面上有几只红嘴鸥——也就是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好像就要下来了，我好像不相信眼前这一切都是真的！
我和安子，老万都属于命运不济的人，离开学校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好像就和厄运结了伴，它随时随地地光顾，想来就来，像老子进儿子的房间一样容易。也怪，在学校的最后那几天我们还老爱在一起，或许这也叫物以类聚吧。
毕业生应当是学校最不安定的一族，这种不安定既让学校紧张，又使门口的小摊小贩受益匪浅。就说分配方案下来那几天吧，安子为了他在沈阳的女友的去留，光长途就得好打几个小时。他们是从西宁出来的，说好了一起去沈阳，而恰恰，我们班就有去沈阳的名额，安子为了分沈阳，费了不少力气，一到晚上就泡在班主任家里。他一回来，迈进门的当口多半也是熄灯的时候，安子说，走，走——到门口吃烤豆腐去，我请客！安子边说边打开抽屉掏饭票。这说明，去沈阳有戏！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，系里大概也开始正视安子长达五年的感情问题。
但安子的女友却没这么好的运气，她留沈阳成了问题，她先给安子发电报，哭诉她留沈阳的事黄了，回西宁已经是板上钉钉。这可是安子无法解决的。他慌了手脚，一个人去沈阳肯定行不通，因为他一个孤家寡人去那儿能搞些啥？到哪儿也得跟着恋爱五年的女朋友。安子先给女友发电报表示安慰，接着他找到隔壁同省的孙海林同学。安子备了一桌好酒好菜，要求孙海林同学把去西宁的名额让出来。
这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。因为，就算安子不请客，孙海林也肯定愿意用“西宁”来换“沈阳”的，稍稍脑子管用的人都会这么做。问题是——等安子把这边刚刚搞定，他女朋友的电报也立即拍马赶到：留沈成功！但安子再找孙海林，却没这么容易了，前面别人已经“帮”了你一回，现在再把“沈阳”换成“西宁”，没这么便宜！
我们几个平常和安子玩得好的，轮番找孙海林谈心。说实话，我们也觉得这种事不会有结果，只是尽人事。孙海林果然咬紧牙关，他看起来就像个坚毅的地下党，誓死扞卫“沈阳”，看来不用刑是不行了。
算了吧，不忙活了，我回去吧！
有一天深夜，我们在校门口吃臭豆腐，喝了半天闷酒，安子把手里的烟头一扔，做了个决定的手势。这种手势通常我们会在某个讲大人物的电影里看到，大人物在重大决策前才会使用，安子就是这么一挥手，说，操，我怕什么，大不了死在那儿吧！
后来我知道这种死啊活啊的话是不能乱讲的，否则很难说就会应验，没应验大概也是没到时候。反正据我所知，安子以后没离开过青海。
当然，那时候我们只顾悲壮了，安子的义无反顾让我们很欣赏，青春有时候就是不讲理的，就是逆流而上，正话反说的，它的不可靠和它的可能性一样迷人。
离校前三天，我一大早就把安子和老万捅了起来。当时天才蒙蒙亮，通常这时候人被吵醒都会很生气。安子就睁着一只眼睛骂我是不是疯啦？我憋了半天才说你忘了，她今天走！他揉了会眼睛才想起来，头两天我就让他和老万陪我去北站送周艳。老万没吭声，耷拉着脑袋坐起来。
我们都来不及洗漱，差不多跳上单车就开始拼命地朝北站赶，但到了车站，才知道去开远的小火车要8点半才开，我们几乎早到一个小时。这时候自然看不到周艳的影子的，我抱歉地掏出一包春城烟，给安子和老万散烟，这时老万终于绷不住了，一边打呵欠，一边骂，你小子也不知哪根筋涨了，你喜欢周艳我咋个不晓得，你知道吧？
我又不是他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？安子也跟着打呵欠。
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这种“喜欢”也许来得连我都觉得有些突然，这之前我好像也没太留意过周艳，她长相很一般，眼睛本来就小，还戴了副眼镜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学习好。和学习好的人接触我向来有压力，这个大学读下来挂过多少盏红灯，我都不知道，磕磕碰碰地到毕业，我都替我妈高兴。
当然，最后一门过关，我靠的是周艳，她的笔记是全班记得最全的。考试前一晚上，她把白天老师说的几个重点都透漏给我，当然这样还不能保证。第二天我坐在周艳的后面，靠她递的一张纸条，我才不用参加补考。
毕业前大家都忙着送照片留念，我给周艳的那张是我认为最好的，已经不像我了。周艳说，哟，你还蛮帅的嘛。一句话说得我心颤，再看周艳果然就有些不同了。
但我们这次送行，还是送得非常狼狈，因为校车一来，下来的除了周艳的弟弟，还有一个穿绿衬衣的男人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在部队的男友。人长得小眉小眼，鼻子一细溜，到末了感觉被人往高处一提。周艳的几件行李被这几个人一瓜分，就所剩无几了，所以我们再跳出来就有些没道理。而且，周艳可能猜到我的想法了，为了避嫌，或者别的考虑，她竟正眼都不朝我看一眼。要不是那天坐火车还有其他系的校友，老万假装送人跑去打了个招呼，我们几个站在那儿别提多尴尬了。就这样，回去还是被老万骂了一顿。
老万说，也不知道这小子中了什么邪，把我们叫到站台上傻站着，你说去送周艳吧，从头到尾就没跟别人说句话，连握手都没得握——这事以后别喊我啦，要找你找别人吧！
回去后，我蒙头睡了整整一天。晚上我还想睡，安子把我叫起来，走吧，喝酒！我说我不去，不想去。安子说，走吧，这世界就是都把你抛弃了，还有哥哥我陪着你。
这话说得很动人了，但我还是不动心，主要是提不起劲，哥哥陪我有什么意思？但他一揪被子我就不得不起来了，安子指着我裤裆笑，来看啊，才几点，这小子就晨勃！
我杀着一双拖鞋就跟他们出门，一边走一面抹眼屎，当然也就一边开始清醒。我们到楼下时，宿舍楼灭灯了，黑暗伴着一片叹息而来，紧接着凭空飞出几只酒瓶子，轰然地落在一幢和二幢之间的走道上，有几个下晚自习的女生叽叽喳喳不敢过，值班室的老头冲着楼上对她们说，你们走，我看哪个还敢砸！——但他话音刚落，一只热水瓶就飞了下来。
“走了，走了，你两个格是要卖马（告密）咯，毕业嘛就像这份啦，哪个叫他们关灯嘞！”
老万的昆明话引得我们一笑，我们也说，砸得好，该砸！直到我们走到大门口，还能听到不时有酒瓶子飞下来，在我们身后炸开。
我们找了个豆腐摊，豆腐摊上燃着个瓦斯灯，瓦斯灯呼呼地喷着怒气冲冲的火焰，也把一种不安的情绪传递给我。我盯着瓦斯灯看，却发觉摊主也死盯着我，就像我脸上刚被人扔了酒瓶。我左右看看，再问摊主，我没吃白食吧？
摊主忙说，莫误会，我是记着上回你还有半瓶肥酒留在此点。摊主一口开远话，转过身，从背筐里摸出个酒瓶，里面装着一半绿颜色的液体。
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回事，和我们一个化学系的老乡喝剩的，上前天或者上上前天的事。
这种酒老万最恨的，他说这颜色让他想起阴沟水，那表情就像他已经喝了不少阴沟水。他和安子只喝摊主的包谷酒，这下把摊主高兴坏了，忙替他们取包谷酒。我把酒瓶旋开，也不要杯子，就着瓶子狠狠地往嘴里灌了一大口。这酒是够恶心的，又烈又上头，它还让我想起以前生物实验室里泡着的尸体。
我把酒往地上一顿，说以后啊，我要发明一种酒，让你们喝了觉得又恶心又好喝，一直喝到死为止。
安子和老万听了哈哈笑，这个说那肯定是假茅台，这像你小子干的事。那个说老子以后不喝酒了，戒酒……
这时候我对面的老万突然把背伸起来，手像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在头顶上一阵乱晃，然后，他干脆站起来，来嘛，喂——这点！我和安子都没弄明白，只能顺着朝黑影幢幢的马路对面看，终于，我们在邮筒旁看到一个架着肩膀，看着像驼背的人，犹豫了半天他才朝我们挪过来。
你喊他干什么？
是孙海林。
小狗日的，要教训他一下。老万笑起来，只有我的角度才能看出他的嘴角咧得有多坏。
那天到这时候其实就变坏了，可能我们大学四年甚至更多的光阴都坏在这个瞬间，但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的校园生活戛然而止，并非我们就要毕业，而是被老万一个恶念搞完蛋的。老万当然不可能有诚意请孙海林喝酒，他就是想胡闹，表面上替安子出气，其实就是想胡闹。
孙海林还差几步就被老万接住，顺势按在他先前的位置上，倒像来了个久盼不至的老朋友。哟，海林可以嘛，都这么晚了还去老师家送礼？
没，没有，就是去瞎转转，孙海林的背本来就驼，再一压就更显驼，尤其被老万压得很难受，他朝前挣了挣也没挣脱，于是只好把嘴角提起来，干干地笑。
“来，喝酒”，老万不由分说，就把自己的杯子塞过去，我看他杯子里的已不足一半，也把手里的肥酒倒过去，结果酒满出来了，淋了孙海林一裤裆。
“喝了，喝了”，老万的口气很坚决，我也说喝了喝了。也可能孙海林心虚，他举着酒杯，犹犹豫豫地扫了我们一眼，才喝了一小半，另一半被老万一掀，全部灌进脖子。
海林——哪时候走？不够意思嘛，也不说一声，我们去送你嘛。
我看出老万的意思，知道这时要轰出点气氛，所以配合他又给孙海林把面前的杯子满上了，我说，海林，来，刚才老万敬你，现在——我敬你！班里的同学我佩服的没几个，你可算其中之一！
但孙海林用手擦擦衣服上的酒渍，看着安子，没有再吭声，他也没动面前那只酒杯，整张脸难看地虎着，明显有些不安。
怎么，海林，我的酒不喝？看不起我是吧？我装得有些气愤，酒瓶子直直地伸出去，只差戳到他脸上。
他还是不喝。
显然孙海林也意识到自己落到一个陷阱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时候孙海林已经被他的绝望淹没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去得了沈阳，甚至过不过得了这个夜晚？他的手开始抖起来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我的酒瓶过来时，他会象征地闪一闪，只是他硬着头皮不说话，唯一的动作就是不时地瞟一眼安子。安子也不说话，这时候安子面露微笑，一只手架着一边的胳肢窝，就像手里的烟卷很沉重，烟蒂已经很长了，安子也不去吸一口。安子也不像要放过他的样子。
孙海林把酒杯端起来，他哆嗦的手把杯里的酒撒了不少。
安子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对不住——这样吧，我干了，好吧？
孙海林做出很诚恳的样子，然后仰脖把酒喝了，安子却还是一动不动，老万看情形就知道他气还没撒出来，忙说这咋行？还得来一杯！示意我再把酒满上。但孙海林先崩溃，他猛地就把我手里的肥酒瓶夺过去。我手里一空，我们都被他吓了一跳——他站起来，我们也都跟着站起来，我甚至还朝安子这边跳了一步——然后我们就看着孙海林把那只绿荫荫的酒瓶举起来，连酒带瓶一起扣在自己的脑瓜顶。
酒瓶在孙海林额头上碎开来时，我们听到不知是酒瓶还是他的头顶发出一声开裂的闷响，那些发绿的酒液兜头而下，顷刻间就把孙海林变成一株植物，然后一些鲜红的东西摇摇晃晃地淌了下来。
当时已经很晚了，但我还是听到周围有几个吃宵夜的人朝这边跑过来，整哪样，整哪样，打架了咯……
我得承认，当时我们都被孙海林吓傻了，我们呆呆地站着，表面上是对峙，其实是发傻。我想说，那天我也不知我们要做什么，但这个结果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，但孙海林肯定比我们有想象力，而且他比我们悲观。
孙海林被缝了五针。问题是他一和我们回到宿舍，刚分手就溜进了校本部，他敲开了系党委书记的家门。深更半夜，一身血水的悲剧形象把善良的老头吓得够呛，都要走了都要走了，怎么得了，党委书记哆哆嗦嗦给系主任打电话，再给学校保卫处打电话，要求严惩——按孙海林的说法，他是被人打了，他服从分配，却被人打击报复。
保卫处大概凌晨四五点钟到的。因为我们都睡得迷迷糊糊，也就没遇到想象中的抵抗，但学校还是如临大敌，一下子派了十几个校工，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根木棒，倒像来找我们打群架。我和安子，老万都很配合，揉着眼睛爬起来。去保卫室啊？行——的确没什么好反抗的，酒瓶是孙海林自己砸的，跟我们无关。
我们被带到保卫处，分别走进不同的房间交待问题，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但我想安子和老万在这个问题上口径肯定是一致的，的确，我们没有打过任何人，不信可以找人问。但学校显然不相信，而且这个问题，校方显得心力交瘁，也无心再查出什么结果。我和安子被勒令立即离校，并由专人送上火车。
老万因为是本地人，所以通知了家长。老万的父亲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，听说儿子不光打坏同学，还没有拿到毕业证，立即劈头抽了他两大耳光。
去昆明两个月前我和老万通了次电话，电话是我给老万打的。老万说，生意不好做，就过来嘛，叫上安子，我们一起做！
老万的意思我们可以一起去缅甸做点边贸，在边境要混点日子还不容易？这是云南，又不是别处！这其实不是我的原意，我本来就想找老万借点钱，多则一两万，少则三四千，但还没开口就被老万堵死。从前老万问我的酒厂怎么样？我都会说不错不错。做买卖的，谁不图个吉利？虽然那家酒厂到我手里，就跟我老婆一样要死不活的，但表面上我还得涂脂抹粉，装装门面，我把它夸得像一朵花。但这次不行了，厂里已经三个月没开工资了，工人来家里堵了好几回，我真有种走投无路的感觉。
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酒，才让我和那烂酒厂拴在一起。像我们这种没拿到毕业证的，国家通常都不愿意搭理，找多了就翻出个乡村教师的位置，问你去不去？问题——这活儿哪是我们这种人干的？我自然也不搭理。家里给我一点钱，让我摆个菠萝摊。这个好，可我削出来的，被我吃掉的比卖的还多，我不干了，我姐问为什么不干？我说过敏。过敏？那你吃这么多？
龙昌酒厂的刘厂长来我的菠萝摊消费，几句闲话一聊，立马对我刮目相看，不仅请我去他们厂，还愿意把他病秧秧的女儿许配给我。记得刘厂长把他女儿介绍给我时，一脸的喜气，真比他自己搞对象还高兴。他对女儿的鼓励近乎放纵，放开点放开点，小徐这小伙子我一看就不错——这话哪像一个父亲对女儿说的？所以，结婚两月，我就有了一个病秧秧的儿子。可惜老头福薄，有一次喝多了酒，竟当场中风，在床上睡了半年才死翘翘，都说看不出来，他这么壮硕的身体——也是这时候我才发觉，酒厂也是个烂摊子，和我病歪歪的老婆一样，让我应接不暇。
老万叫我打扫一下，把厂子卖出去，把钱带着一起上云南发展。我说好的好的，马上办。我没说那厂子已经没有转让的价值了，现在倒贴都不会有人要。这话我没有说，我得给自己留点余地，毕竟都是同学，以后老万干董事长，我也得弄个总经理，大家一直是平起平坐的，因此一开始我还是有所图。我跟老婆说，等着我多则三五个月，少则小半年，我一定带点钱回来。
我老婆哭起来，无奈地说，行吧，你去吧，这家里能拿的都拿光了，莫非他们还来抢菠萝？
老婆在门口支了把红伞，开始卖菠萝。她削菠萝的手艺真好，比我好，嚓嚓几下，一个漂亮的菠萝就从壳里掏出来，所以那只小玻璃缸里全是削好的菠萝，金灿灿的。但这个位置有点背，学生上学放学都不经过，所以生意一直不好。我有些哽咽，老婆重操我的旧业，自然有点宿命的味道，但我又不敢保证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，这种骗老婆的话我不敢说。
约安子是老万的意思，他说安子那种班，也没什么上头，干脆办个停薪留职算了。随后，他给安子打电话，等他回过来，已经是下午四点。我是在隔壁夜校等老万的电话，校工因为老到厂里要酒糟，欠我的人情，也不好说什么，但他真怕哪个老师，尤其校长提前到来，所以一直在旁边催促。
他同意了！老万报喜，可以了，这家伙正愁找不到事做，你想想，就几个人泡在观察站，打打麻将，憋都要憋死啦——我让他买25号的票，你晚一天，你们就可以同时到了……
联系安子一直是老万的事，离开学校我们联系有限，也可能我们活得都不好吧，老万活得比我们滋润些，所以常在我们中间倒腾消息。也是这样，我得知安子回去也没能留在西宁，他被分到一个叫卡布的小县城，从此蹲在观察站那几间小黑屋里躲风躲雨。恋没恋爱不知道，但一直没成家。卡布那个地方太阳来得很晚，也落得很晚，没几个人会说汉话。
你晓得不？临到挂电话了，老万又想起件事，他问我金彩凤还记得吧？
谁是金彩凤？
就是安子的女朋友，孙海林现在跟她结婚了！这小烂厮……
我冲着墙角吐口痰，我的反应不及老万那么大，因为一边的校工急着催我挂线，他的焦躁冲淡了我对安子的同情。直到我离开学校，走到大门口，前面老万留在我耳朵里的嗡嗡声还在呜鸣，我这时才意识到，安子是不是有点惨？他甚至比我还要惨，我虽然有个病秧秧的老婆，但她对我总是死心塌地的，绝不可能甩了我还在我头顶上拉泡屎。但我忘了问老万这件事是安子亲口说的，还是班里别的同学转告——通常这种事当事人都会蒙在鼓里，我希望安子能蒙在鼓里，不过也难说，可能安子更倒霉也说不定。
我到外面买了几个包子，就匆匆地赶回来。我在等老万，从我醒来那一分钟开始，我就在等。因为安子到的话，也必须先找到老万，所以我也用这种方式等安子，但几乎整整一个白天过去，我都没看到他们俩。开始我倒不怎么着急，我想会不会安子找不到老万，车站的电话又不好打？后来，我想会不会安子其实已经见着老万，两个家伙先找个地方吃喝开了，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事。这时候已经是中午了，我饿得饥肠辘辘，真想跑出去随便找个菜馆点个回锅肉，但我也怕他们找不到我。我只好睡到床上，把早晨买来的包子又吃了一个。我迷糊了一阵，仿佛看到我老婆走了进来，将一个病孩子往我怀里一丢，那个孩子显然不是我儿子，长得像个球。冲着我就叫，妈妈——我大吃一惊，随即醒来，刚好看到阳光落到对面的灰墙上。这道阳光给房间添了层亮色，也是这个原因，我早上还在嫌弃的房间已不再那么肮脏，墙上的光斑里有一丛瑟瑟发抖的凤尾树影在弹动。我从床上跳起来，忽然有了种离开的冲动，我想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，我得走，离开这里，不行就回家！等我背上背包，拉开门，几乎迎头撞到一个人身上，是老万。老万点着一支烟立在风口，他好像在那里已经站了很久了。
“不好弄，不好弄，搞不好只能坐大车了”，老万看到我就开始摇头。
“什么不好弄？”
原来是去芒市的汽车，老万原本说跟他朋友一辆拉设备的车子下去，现在人家有亲戚要去，我们的位置就被占了。
“安子没来？”
“晓球他，上车不得也不知道，电话打过去，也没得人接。”
“会不会没请到假？”
老万不接话，他脸上罩了层黑气，眼睛在黑边眼镜后显得心事重重。十来年不见，我们都蜕掉了稚气，至少相貌上那种愣头青的感觉不在了，虽然我们牢骚怪话都不少。
我们决定先去吃饭。吃饭其实就是喝酒，昨天喝的是瓶四川酒，今天点的是瓶云南酒，四川酒就算了，云南酒却像个粗鲁的男人，敞胸露怀在那里骂大街，一点遮拦都没有，全是火气，一入口那酒水就化成一团煤火，我好不容易才咽下去。
这个不行的。我让老万等会儿，自己一溜烟上了街，我走了两条街才找到一间小药店，买了包头痛粉，一包阿斯匹林，和一包棉纱。我到时，菜已经上齐了，老万有点不高兴，咋个整，吃都没开吃就跑路，怕我喊你结账咯？！我呵呵一笑，也不说话，叫伙计拿了几只白瓷碗来，我把酒和阿斯匹林，泡在一起，然后是头痛粉。一搅，再用棉纱过滤，然后我把兑好的酒重新倒进老万杯子。老万有点看傻了，要我喝啊？他不敢喝。我拿过来喝了一点，刚刚好，我说，你喝吧，还差一点后劲就是茅台了。
可能是茅台的诱惑，老万小心地抬起酒杯，呡了一口随即眉开眼笑，不一样，真不一样，你小子咋整的？
你不看到了？我掩住得意，吃了一口蒜泥木耳。
老万又喝了一口，然后举着酒杯，仔细地端详，喃喃自语，你小子现在是化学家了，这种味道也能够调出来。勾兑！我说了一个专业词。几个瓶子，倒来倒去，这几年我就在这么过日子。我做了个倒瓶子的动作，但看起来应当更像在洗牌。
那你是生物学家！我调侃老万，我想起昨天他絮絮叨叨说了一晚上滇池。滇池污染严重，几乎一夜之间就长满了西葫芦，政府派人捞，捞光了发现又冒出蓝藻，那玩意比米粒还小，咋捞，好，请海军来捞——妈的，你水质富营养，它咋个不长西葫芦，长蓝藻？——你不让它全部长，就让它在规定的地方长，扯淡——捞你捞得完？违反规律能搞得成？老万还和学校时一样，对啥事都容易冲动，愤青的本色他还留着，他说把滇池交给他只要两三年，用他的方法就可以让滇池水变清。我好像没怎么接话，相对于老万的纯粹，我早已陷入现实的沼泽里，见招拆招，无暇顾及其他——就是几个瓶子，倒来倒去的！
那要加什么后劲，才能让现在的酒像茅台？老万又喝了口酒，猜想那些酒水在他嘴里分解了，成为分子，原子，但他找不到秘密。我没马上说，而是卖关子，说这可是秘密啊。我在茅台镇上请一个老酒师光吃饭就吃了一个月，还包了个红包给他才告诉我的。那是什么，我又不给你传出去！老万还是兴趣盎然的样子，眼睛在镜片后面一闪一闪，这时候怎么做假茅台和滇池去污是一回事。其实没这么复杂，就是按比例在合适的时候加一点药——一点敌敌畏。我小声说。老万嘴张开了，仿佛听到了谎言，怕不是真的吧？他看看我，又看看手里的酒杯，就像他刚喝下去的是毒酒。我不置可否，而是笑，一点点怕啥？你以为你吃的菜里没有吗？老万跟着叹了口气，开始摇头。
那天晚上我们都喝多了，这种调制的酒尤其容易上头，所以八点来钟，我就有点打晃晃，我去了趟厕所，回来还想喝，老万说，算了，还是回去睡了，如果安子明天上午还不来，我们吃过中午饭就走。我同意了。
外面起风了，昆明的春天温差很大，我迎风打了个喷嚏，然后自嘲老婆想我了。我问老万，你老婆干吗要跟你离婚？这是老万昨天告诉我的，他老婆和他三年，生了个女儿。老万不直接回答，想了想才说，女人这种东西哪个时候想了得不到？我听了咯咯一笑，承认有理，但我想不明白我老婆为什么不和我离婚，她为什么要对我死心塌地的？
我们在巷子口分的手，老万让我自己回去，他再去看看车。我说好。我们点了一支烟，可能我手有点抖，老万把两支烟一起点燃了，才从嘴里抽出一支递给我。
那个破烂平房小屋从外面看不出什么，总之它又黑又安静，显得很神秘。我拿出钥匙，推开门，等我走进房间，才发现门其实是虚掩的。屋里有人！这个念头刚一冒出，我就感觉从黑暗中冲出几股力量，我就像根落在漩涡中的羽毛被这几股力量擒住了，我被它掀翻，腾到半空，再按回地上，那股晕眩让我想起一个着名的醉酒相声：啪叽，马路落到我身上——我真是这种感觉，从屋顶到地面，整个世界都统统落到我身上。
“不准动！”
至少有三把大电筒同时打开，三道光柱追光一般汇集到我脸上。我看到的就只有几双苍白的手，它们冲进光柱里，有的负责按我，有的在翻我的身体、衣服、背包，接着有道光柱跳到屋角，看看！是不是他？！屋角现出两个捆绑的人形，靠近我的暴露在光柱里，他惊恐地点头，之后才吱唔着说是的。大声点——是的！后面我才知道，他就是老万女朋友的弟弟，那天晚上他早早地就和一个叫小四的人候在房间里等我。
抓我的是公安局便衣。他们今晚的行动是抓一个叫小四的盗保险箱的惯犯，没想到的是却顺藤摸瓜遇到了我，顺便就破了这起案中案。小四背后的主谋自然是老万。小四说，其实昨晚，老万都把我的背包拿到手了。我却意外地追出去，要他还我的枕头——我把包里的钱包叫作枕头。我一直在哈哈地笑，老万犹豫我是不是装醉，就让我很轻易地把“枕头”又从他手里夺回来。
那只“枕头”便衣也打开来看了看，其实只是一摞裁好的报纸，两头各有三张五十元的绿色的老人头，看上去，很像一捆五十零。
这是整哪样？
面子嘛，我来找同学办事，也不显得太穷啊！我哈哈地干笑。装面子不犯法吧？
我到局里配合录完笔录，本以为可以很快离开的，谁知前面那个公鸭嗓的便衣一脸喜气地冲进来，向所有在场的人宣布一条令人振奋的好消息，当然，除我之外，对我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
你走不了啦！便衣指着我说，原来他刚和我们那边公安局联系上，发现我是在逃的假酒制贩商。18个人中毒，1个脑死亡，8个重度昏迷——大案子嘛。
那天晚上，我一直处在一种欢快的节日气氛中，甚至，我怀疑自己也被这种情绪所感染，毕竟，它是我带来的，与我有关系。派出所好久没破大案子了，这种环环相扣的案中案不仅十分精致，关键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当然，唯一的遗憾是主犯老万下落不明。很久以后我才得知，老万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昆明，他向南去了河口，经越南去了缅甸，三年后他成了缅甸反政府军的后勤采办。
我不久被遣送回原籍。还好，那些中毒者都活了回来，因为没有死人，我只判了三年，后来又因为表现好，减刑一年。我出狱时，正赶上儿子第一天上学。看得出这小子很郑重也很激动，气鼓鼓地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杀进杀出，他故意不跟我说话，又非常想跟我说点什么。但到了晚上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脸憋得通红，虽然他也不看我，但我也知道这句话是对我说的：“如果你再不改，我们就把你送回去！”
好的，儿子，我一定改。我乐呵呵地点头答应，事实上我应当改好了，我后来一直没被送回去。
最后我再说说安子。安子的事也是过去很久才知道的。安子很惨，他其实一直都没离开过卡布。那天他请完假，准备提前去西宁，但站长发话，让他再打几圈牌。其实从时间来说，是完全来得及的，安子想提前去西宁，也无非见见家人，然后乘火车南下。但地震观察站就这么几个人，站长说你走了，我们打牌的人都凑不齐。所以等奶牛场的张技术员来之前，他必须顶着。结果这一打就是十个小时，安子到天亮才被人从牌桌上换下来。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宿舍。这时候他发现炉子已经熄灭，而春天的卡布又很冷，安子摸了摸炉膛感觉尚有热气，就往炉膛里塞了几块柴，又压了几块煤。从卡布到西宁的车是下午的，还有四五个小时，所以安子决定再等一等，既等前往西宁的班车，也等那些火焰从灰烬里冒出来——但安子睡着了，这一睡就是十多天，他再也没从那场酣畅淋漓的长眠中醒来。没有人知道安子还在熟睡，都以为他去了昆明，去了母校。
此刻卡布零下十几度，正是滴水成冰的天气，安子却能置身春城，沐浴着昆明暖洋洋的阳光，每个人都有理由羡慕他。
谢挺：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迄今已在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发表、出版各类体裁文学作品百万余字，部分作品为权威选刊选本转载。着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想像中的风景》《有青草环抱的房间》，长篇小说《爱别离》《留仙记》。曾获《北京文学》奖、贵州省政府文艺奖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为《山花》杂志社副主编、编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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